小哲的窝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1月23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游有方 街谈 冷风劲吹,又到了大学生找工作时节。报纸上电视上看到那万头攒动的场面,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不必摆数据了,反正谁都知道场面里的人并不轻松。换句话说,人才市场基本也是买方市场,说行说不行的都是用人单位,找饭碗的你就等通知吧。当然,事情似乎也在起变化,残酷的现实让不少毕业生都有了“ 跳板”意识,所谓先就业再择业,一俟时机成熟便挂冠而去,另谋高就。“曾经为爱伤透了心”的用人单位被迫“维稳”,在摊位前认真盘查应聘者的动机,一旦觉得滋味不对坚决剔除,以绝后患。谓予不信,请看报纸—— 昨日的《羊城晚报》报道说,今年广东首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由四大国有银行联袂奉献,在各地市的84家分行都来设点招聘,提供岗位约2000个。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分行最受追捧,对此,粤东粤西地区的分行并不感到奇怪,他们感到奇怪的是竟有特别优秀的名校毕业生肯来垂询,警惕性顿时提了起来。比如中大软件工程专业的一位同学,成绩很优秀,他到工行云浮分行面试时,就被反复问及心态,弄得他最后不得不特意表白“我是真的”。真是想不到,贵为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工行居然如此自卑。也许云浮分行只是极个别的,不能代表整个工行系统。 与工行云浮分行的猜疑和被动相比,建行云浮分行的手段就直接和主动多了。据昨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带队来招聘的是位黄副行长,他首先针对应聘者的“地域歧视”来个“反歧视”,摆明了对云浮籍的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虽然遭到抗议之下只得淡化乡土观念,但也难免像“斋中无妓”而“心中却有妓”的程颐一样,眼中无云浮心中却有云浮,非云浮籍的求职者要小心了。这位副行长的理论除了“本乡人留本乡”,还有“每天读3-5篇《青年文摘》上的文章有利于提高员工素质 ”。作为《青年文摘》的忠实读者,他给应聘者出的笔试题目就是在一小时内写出对《青年文摘》两篇文章的读后感。怎么不讲银行业务?副行长说他考的是素质 ——习惯、效率和内涵。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搭调,其实要用什么人,用人的单位最清楚。想去建行云浮分行工作,肯定不是只要熟读《青年文摘》就行了,熟悉业务自是不在话下。不过业务大都是在工作中熟悉起来的,并且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做得很出色,这就使毕业生的专业背景显得不太重要,关键是学习能力。话说回来,建行云浮分行大概也不需要高精尖人才,关键是能把根留住。明乎此,再来看那两篇文章——《当你懂得,或已错过》(讲要孝敬父母)、《和年轻人谈三件事》(讲感情、失败和追求幸福),观念绝对主流,将其视为“奥特”(Out)的求职者,绝对不是“好同志”。谁说黄副行长不明戏呢?　　　　　　□游有方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1月23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社论 11月21日凌晨,黑龙江龙煤集团新兴煤矿发生矿难。至昨日,事故遇难人数已达92人,另有16人被困井下。事故原因初步确认为瓦斯突出事故。这起灾难距离上一次大规模矿难时日已久,让公众近乎脱敏的神经重又紧绷。而此际正是天寒地冻,各地取暖能源趋紧,近百名矿工长眠于地层深处,消融于血煤之中。这种人道的检视令社会公众感受良知的撕扯。 矿难之于中国,早非新鲜话题。这更加证实了一种时代的残忍,如何将生命的毁灭视若无睹,进而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选择性失明。许多人把矿难当成一种生命的慨叹,庆幸余生之有福；另一些人则把矿难当成道德课堂,谴责矿主无良与唯利是图。然而,矿难是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涉及到公民的伤亡,首先便凸现出政府安全监管责任的缺失。因此,矿难的命门并不在人道主义或道德谴责,而在于政府公共责任的失落。 有人说,是矿主制造了隐患,而官员制造了矿难。这是对政府责任的高调苛求么?显然不是。任何产业,若丧失政府监管,则人的处境必定困苦。无论是作为生产者的劳工,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都将因为失去政府公共责任的庇护而变得窘迫,甚至失去生命。政府制定安全法规和环保标准等,督促和保护劳工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权益,进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矿工,在他工作的矿井里因事故而失去生命,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政府安全监管责任的失败。 事实上,如果以生命存在划一条界限,则所有矿难的事后处置,都只有人道补救的意义,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内涵——保全和提升生命的质量。这使政府对类似煤矿产业的安全监管,必须将最重要和充分的工作做在事故之前,而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矿主存在主观上的故意,硬要工人去送死,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必然前提。政府的安监责任和矿主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侥幸心理之间,构成了一种以劳工生命为代价的拉锯,而矿工并不能左右这些决定他们生命的外在力量。这正是矿难背后的权利困境。 在许多遏制矿难非常成功的国家,工人因为工会权利的保证,从而参与到了攸关其自身性命的生产安全巡视中来。在南非,就推行了强大的矿工工会及巡视员制度,使矿工参与到矿业管理中来,因为没有其他人比他们自己更重视煤矿安全。在中国,采矿业的安全保证,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它唯一的难题是如何引入有效的监管。矿工虽有参与安全监管的足够动力,却没有这种权力；官员有安全监管的足够权力,却没有动力落实监管,甚至借此寻租,陷劳工于不义。至于矿主,又要马儿跑得快(多出煤),又要马儿不吃草(节省安全成本),收买官员成为创收的重要途径。丧失权利的矿工正是用他们的生命在陪矿主和官员玩这个游戏。 今年以来,曾经矿难频仍的山西省下令在煤矿领域掀起了国进民退的运动,意欲借此减少矿难的发生。理论上来说,采矿企业规模越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越高,矿工的生命安全越有保证。但事实上,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不是决定矿工生命安全的真正所在。因为无论是在国企还是私企,矿工并没有从死亡游戏的规则中摆脱出来,进而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近年来,若干起特大矿难都发生在国有煤矿,甚至是大型煤矿,足以显示企业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并不能揭示矿难背后的真正逻辑。 舆论早已揭示要治矿难先治官,所指正是官员权力腐败带来的煤矿安全监管失效。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要治矿难必先向矿工赋权。作为公民的矿工,他首先要有一种能力,直接或间接的能力,可以把政府安监官员请到矿井现场来,随时监管他劳动场所的安全,而不是在他长眠于地下之后；其次,作为企业工人的矿工,他要有能力可以把企业主随时请到桌面上来,要求立即改善糟糕的矿井安全设施,从而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忍受“你不干就走人”的胁迫。但迄今为止这些权利都只是想象。在另一些场合,或许这只是些虚拟的权利,可在那些幽深的矿井里,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些权利的缺失吞噬了他们整个的人生。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1月24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三季稻 街谈 在外人看来,我们消费者的发票意识是过得硬的。比方说,遗失在地铁里的发票,保存齐全,记录着公款旅游的大气；公款嫖娼后也不忘写上“招待费”的名目,回去报销,纳税人买单,公仆快活地开票；还有呢,闹市中小贩们面无表情地念叨“发票发票”,也是个购销两旺的象征；更不用说手机短信里每天殷勤贡献的发票信息了。发票紧连着钞票的情况下,是招人爱的。 另一方面,商家少开一张发票,就多了一份偷逃税的点数。在纳税人的钱没被当数的情况下,偷逃税还没完全和信用、守法、形象挂起钩来,相反倒会被当作灵活经营的招数,各显其能,编理由,找借口,发票紧紧攥在手,不给。网络调查,拒开发票,广州的小店杂货铺高居榜首,其次是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学校的一些收费项目、房屋装修、家电维修等,网上购物、搬家公司、电影院也在很难索要发票之列。消费者要发票的积极性也下降了(昨日《羊城晚报》报道)。 用的要是公款,不给发票,等于是让人放血,找你拼命,不可能不给。商家不愿意开的,买者可要可不要的,基本上是日常、家庭生活自己掏钱买单的。一般来说,索要发票是这么几个目的:作为产品维修或后续服务的证明；作为产品买卖或服务质量跟踪的依据；顺便刮个奖。这样来看,小杂货铺、餐饮、美容美发不给发票,消费者也视为当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不开发票,买支日光灯便宜三块,给餐费打个九折,或是送个面部护理,你难道真的想刮中个奖么,不能和自己的腰包过不去,选择哪一个,是理所当然的了。老百姓都是经济理性人,会估量发票的分量,自有其柴米油盐的盘算。 一腔正气者看来,这是纵容商家偷逃税的行为,破坏了法律明确的税收征管秩序,双方合谋挖国家税收的墙角,索要发票不成也不积极举报,不为国库作贡献,是公民素质拿不出手,主人翁意识不强的表现。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个道理。所以,税收机关也在整天念叨“要发票要发票”,鼓励消费者向商家要要要,还打算对发票抽奖进行改革,增加奖励金额、数量,扩大中奖范围,以资鼓励。 不过,未必会有根本的改变,除非是凡刮必中,像我等觉悟不高者,不一定积极配合,原因也简单:与自己的利益没什么关系。老百姓纳税,或是监督商家纳税,目的是向政府购买品质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要靠政府积聚的公帑来帮衬解决。你收钱的时候声势浩大,用“纳税光荣”几个字打发了,转身就自顾自地把纳税人的钱当取款机,你们心爽我们心寒,要你们提供“发票”——详细又说得明白的公共财政报告——的时候,要么说是国家机密,要么是糊涂账,把我们当吃草挤奶的奶牛啊? 我要发票,政府也要出示“发票”,发票紧连着权利的情况下,它也是招人爱的。否则,贪小便宜的德行可能会继续发作:老板,来听可乐,发票就不要了,大家都不容易。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1月22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推荐 　　近日,重庆、武汉、杭州、合肥等多个南方城市出现天然气荒。中石油称,气荒是气候原因所致,由于北方出现罕见的大雪和冰冻,不得不减供长江以南部分城市。但也有业内人士称,气荒与垄断有密切关系,且不排除石油巨头借此向政府定价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其调价的意图。 　　目前,国内天然气供应市场的上游是高度垄断的,主要就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大巨头。而天然气的终端销售价格,则由政府定价。近段时间以来,两大天然气巨头认为目前的价格不合理,已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政府定价机构调高天然气价格。但政府基于种种考虑,尚未调整。根据中石化原计划,今年9月份“川气东送”实现局部通气,年底全线贯通。但到目前为止,中石化仍然未与下游燃气公司签订购销协议。 　　中石化内部人士坦率指出,如果价格不理顺,相关单位发展天然气的积极性就不会很高。今次的气候因素,正好给了天然气巨头们向政府定价机构施压的好时机。事实上,这些年来,这类故事曾上演过多次。每一次,在垄断巨头们认为价格不合理时,就会出现油荒、气荒或电荒。 　　巨头们的理由听起来蛮有道理:政府定价太低,企业赔钱,凭什么要增加供应?这样的理由如果出自竞争性私企,或许有道理,但出自垄断性国企,就不能成立。 　　第一个原因在于,竞争是一种发现程序,其中包括发现价格。一件商品的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也不是由供需决定的,而是由处于市场过程中的供需双方的预期决定的。当一个行业处于垄断状态,人们无从发现可信的成本,更不可能发现最低成本。垄断者对外宣称某个价格不足以覆盖它的成本,其公信力自然非常低。 　　第二个原因在于,人民之所以同意政府拿纳税人的资金,用于投资设立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让国企能给自己带来私企所不能带来的便利,比如,维持某种产品和服务的低廉价格或普遍的、不间断的服务。为达成这一目的,人民进一步同意政府授予它们以垄断权,禁止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侵蚀它们的市场份额。于是,垄断的国企享有双重特权。 　　为此,垄断性国企必须回报民众,比如,在某种特殊时期,哪怕价格不合理,也必须保证服务,这是其道义、政治与法律责任。但就在寒气逼人之际,由垄断性国企供应的天然气却减少了。这就证明了,民众当初同意政府设立国企并授予其垄断权的目标,被这些企业忘记了。此时,政府监管机构应当敦促天然气巨头们立即记起自己的公共责任,增加供应,或者立即取消其垄断地位,引入多元竞争主体。 　　这也向政府、全社会提了一个醒:国企同样是追逐自身利益的自利主体。更为糟糕的是,像天然气巨头们一样,这类企业很容易形成默契或公开合谋,对监管机构或定价机构施加压力,甚至出现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俘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监管机构或定价机构,服务于它们的特殊利益,而完全忽略自己的公共责任。 　　不论是从价格角度,还是从保障供应、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政府相关部门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打破天然气行业及其他能源行业的垄断格局。竞争能降低价格,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竞争性市场才是公众利益的最佳保障。

从“叫好一片”到“渐入常态”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1月19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柴会群 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而对公众来说,能否在心里接受过失官员的道歉,也是一个问题。 □本报记者柴会群发自北京 近期最热的新闻,莫过于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此事一波三折,两次调查结果迥异,中间上演孙中界断指事件等戏剧性场面,以浦东区长姜樑向公众道歉暂告段落。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采访时,对此事进行严肃反思,将其评价为“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 自2003年启动官员问责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把诸多热点事件中的官员履责问题,摆在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而来自失责官员的道歉,往往成为事件进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标志。 官员向公众道歉,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职业道德的责任,无疑展现了中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的开明与进步。不过随着官员道歉渐入常态,收获的叫好声却有所减弱,公众已不满足于官员的歉疚,对官员如何承担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公众的期望只是现实一种。另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处于双方不同期待的张力中,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而对公众来说,能否在心里接受过失官员的道歉,也是一个问题。 官员道歉,叫好一片 2000年,中国官员,似乎还都不习惯面向公众道歉。那一年河南省相继着了两把大火:焦作大火和洛阳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任何官员就这两起灾难向公众道歉。 如果非说有道歉官员的话,那么当时的洛阳市副市长朱广平算一个。他向遇难者亲属道歉,道歉的原因不是就火灾发生本身,而是善后工作中出了问题:工作人员要求家属领取遗体确认书后,必须在三日内将遗体火化,结果引起家属强烈不满。 此前的焦作大火中,出面道歉的是焦作市殡仪馆———他们不慎把遇难者的遗体烧错了。这一年,另一个见诸媒体的道歉官员是陕西省白水县组织部长马银录。这个县的农税员带着十几名警察开着两辆警车铐走一村民家四人,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情况发生后,负责调查此事的组织部长马银录向村民道歉。结果,这招致当地干部的不满,质问马银录是“代表谁道歉”,马银录因此被免了职。2003年的SARS典,启动了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过,官员道歉并没有被纳入问责程序。张文康与孟学农,两位部级高官被免职,但并没有向公众道歉。不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曾就中国处理SARS问题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歉意。2003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243人遇难。中石油一位副总经理向遇难者家属道歉,《中国石油报》刊发了中石油致受灾民众的一封致歉信。这是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起因为重大责任事故引起的“道歉事件”。2004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罕见地向人民两次道歉。消息传出,叫好声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为媒体新的热点。 官员道歉渐入常态 之后几年,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向民众道歉之风骤起,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仅媒体大张其鼓报道的便有:2005年11月23日,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对“吉化11·13事件”给哈市市民带来的饮水安全问题致歉。2006年,云南省曲靖市副市长王喜良就“1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通过电视直播公开道歉。 随着网络舆论的发达,官员的过失越来越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询,官员道歉的指向也由重大安全事故,渐渐扩展到百姓的身边小事:2006年10月15日,广州市教育局长华同旭在电视台做节目,有市民称到白云区教育局办事被“晾了二十多分钟”,华同旭当即起身道歉。10月25日中午,海口市一小学附近防空警报器出现故障,长鸣达50分钟时间。市人防办随后在当地媒体刊登《道歉公告》。 不过,形形色的官员道歉中,也有个别涉嫌“走火入魔”者。如媒体报道的下面这起官员道歉:2006年5月9日,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向全市人民道歉,原因是“前天我在火车站附近执勤,有一个50岁左右的警察闯红灯。因为铁路民警不归我管辖,我教育他后就放行了。谁知旁边一个骑车市民马上指责我们警察执法不一视同仁,我真为我们民警脸红啊!” 另外,山西省榆社县委常委会因为高考成绩滑坡向全县人民道歉也引起质疑:这不是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么? 深圳:道歉制度化的努力 2007年后,中国官员的道歉形式、级别、规格均有所提升。这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两个人分别就各自分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公开向代表和公众致歉,其中周生贤还当场鞠躬。2007年1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关”的堵车事件,发白皮书向全体市民道歉。随后深圳再接再厉,把原本属于官员自省的道歉推向制度化。9月,该市出台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公务员一旦有严重不作为或者渎职行为,需要登报道歉。 不过,这一制度似乎只是被“选择性执行”,主要针对堵车之类的民生小事。几个月后,深圳发生一场大火,死亡15人,时任市长许宗衡向市民沉痛致歉,可是并没见诸报纸。 面对火灾,许市长发出狠话:“政府决不能手软,如果你不干掉它,它将干掉你!”然而天不遂愿,半年后,深圳又着了一把更大的火,死亡43人。此次许市长不再道歉,而是怒斥有关部门不作为。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市人民道歉的,改为事发所在区区长了。 这一年,由媒体报道引发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导致多名官员下台,也引发了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员道歉: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人民政府派出11个工作组,携带县人民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国12个省、市登门致歉,并发放慰问金。 临汾官员这一年注定多灾多难,黑砖窑事件刚过,洪洞县即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百余人命丧其中。临汾市市长李天太通过媒体向社会及死难者家属表示道歉。较之前的官员道歉,他的道歉信中明显多了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例如“彻夜难眠,内疚不安,再三自责”,一连四个“愧对”,以及“破碎的家庭”、“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等。 不过道歉之后,李市长最终难逃免职命运。 追问:道歉之后? 2008年,两起轰动性公共事件:华南虎事件和毒奶粉事件,分别导致官员道歉。不过,这两次道歉显然未达到道歉者期望的后果。民众从这两起事件中发现,官员的道歉背后原来大有文章———道歉的时机选择、背后的动机、官员的措辞,都使得原本单纯的“道歉”,面目逐渐模糊起来。 2008年2月4日,在“华南虎”事件胶着之际,一直拒不认错的陕西省林业厅突然放下身段,发出一封《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信中承认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 此时华南虎照片的鉴定结果尚未出笼,陕西省林业厅突然道歉,反让广大网民感到错愕,随着事件发展,许多人很快认识到这是该厅在真相即将大白前的“危机公关”。这封提前出笼的致歉信,被网民指责为“毫无诚意”,堪称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一次道歉。 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政府两次道歉,同样也未取得公众谅解。这份道歉措辞奇特:“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显然道歉者经过了字斟句酌的细细思量,其含义颇为耐人寻味。然而公众舆论的批评却很直接:石家庄市政府的歉意,看来主要是出于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而非发自内心的忏悔。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曾专门研究了“官员道歉”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罪己式”的道歉是当前主流的官员道歉方式,其姿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必须肯定,过失官员的道歉,反映了官员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官员责任边界不清、官员问责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状况下,道歉在一些官员眼里有着特别的含义。 最近一期《人民论坛》杂志,把官员道歉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加以分析。文章甚至引用专家观点,指出少数官员的道歉,已经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有网民在论坛戏称,道歉管用,要警察干嘛? 今年以来,似乎是出于公众的“审美疲劳”,有影响的官员道歉事件渐渐减少。最近的一次,恐怕是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就“钓鱼”执法事件的道歉,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在这起性质恶劣、影响上海形象的事件中,目前尚无一名官员承担责任。